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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某、董某振敲诈勒索案

时间:2015-05-16 文章来源:网络 打印 字体:大 中
  

一、案情
    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崔某,男,1982年出生,辽宁省义县人,捕前无业。
    被告人:董某振,男,1983年出生,河南省沈丘县人,捕前无业。
    2005111523时许,被告人崔某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在深圳出差的同性恋者被害人刘某某,并于次日凌晨1时许来到本市福田区八卦岭世纪华源酒店刘某某租住的房间内,与刘某某见面并发生性关系。之后,被告人崔某趁刘某某不备,打电话叫来被告人董某振及另一男子(在逃,具体情况不详)。进房后,被告人董某振与同伙男子用被害人刘某某的相机拍下被害人的裸照,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被害人被迫交出提包(内有现金人民币3000元和四张银行卡)并告知银行卡密码(卡内余额均很少)。在得知了银行卡的密码后,被告人崔某、董某振留在房内看守刘某某,另一同伙男子则携被害人的数码相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780元)和被害人的四张银行卡先行离开酒店,该男子后通过自动柜员机从刘某某的牡丹国际卡内取走现金人民币100元。刘某某后趁被告人崔某、董某振不注意,逃走并报警。后保安员和民警将被告人崔某、董某振抓获,另一同伙男子则逃脱。经鉴定,被害人刘某某所受损伤为轻微伤。
    2006330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崔某、董某振犯抢劫罪,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二、审判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开庭审理,根据查证属实的事实和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崔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董某振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评析
    (一)从实体上看一般法律的界定:如何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作为侵犯财产类犯罪,两者在主观上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客观上均可表现为使用威胁(包括暴力威胁)、胁迫手段;客体上都不仅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正是这些共同之处,极易造成两者在司法实践中的混淆。而两者还是有严格区分的,抢劫罪重在""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上,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因此,同时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重在言词的威胁上,表现为"威胁""要挟",而没有暴力的当场、直接实施,因而相比较抢劫罪,还未达到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可见,"威胁"既是抢劫罪的手段之一,又是敲诈勒索罪的基本行为方式。但两者的客观方面有五点不同之处:(1)威胁的方式不同。抢劫罪的威胁,是当着被害人的面,由行为人直接发出的;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当面发出,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电报或由第三者转达等形式发出,可以是行为人本人发出,也可以通过第三人发出。(2)实现威胁的时间不同。抢劫罪的威胁表现为:扬言如不交出财物,就要当场实施所威胁的内容;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则一般表现为:如不答应要求,就将在某个时间实现威胁的内容。(3)威胁的内容不同。抢劫罪的威胁,都是以杀害、伤害等侵害人身相威胁,都是当场能够实施的;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包括对人身的加害行为或者揭发隐私、设置障碍、毁坏财物或名誉等,可以当场能够实施,也可以将来才能实施,威胁所指的对象不仅限于在场的被害人或者其亲属,还包括不在场的其他人。(4)非法取得财物的时间不同。抢劫罪是行为人当场取得被害人的财物(只能是动产);而敲诈勒索罪则可以在当场,也可以在事后指定的时间、地点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甚至是财产性利益。(5)威胁的后果不同。抢劫罪中的威胁,是为了使被害人当场受到精神强制,使其完全丧失反抗的意志,除当场交出财物外,没有选择余地;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虽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但并没有达到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地步。
    把握住上述五点区别,是可以对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作出准确界定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案件事实同上述抢劫威胁的各特点相符合,应以抢劫罪论处。如果其中有一条不符合,则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本案被告人崔某、董某振伙同他人以被害人刘某某与被告人崔某发生过同性恋性行为相威胁,通过拍摄被害人的裸体照片并扬言予以公布,要挟被害人给付钱财,而被害人亦被迫同意付钱,并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让被告方自己去取钱。可见,被告人崔某、董某振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的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应以敲诈勒索罪对二被告人定罪处罚。
    (二)从证据上看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何依据其他证据依法定案?
    定罪必须考虑证据是否已经确实、充分,并且要排除证据的不确定性、盖然性,以证据的确然性效力来支持证据的确实、充分。这就涉及证明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即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是指同一案件证据体系的认定应当排除合理的怀疑,如果能够排除对案件证据结论的合理怀疑,那么案件证据结论是确定的。所谓合理怀疑,即所怀疑的情况可能存在,或者说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即证据的盖然性效力。可见,排除合理怀疑实质是将证据的盖然性排除,而将多个证据的确然性加以分析、归纳,从而决定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以及定何罪量何刑。
    证据的确然性效力和盖然性效力是从证据力的不同情况划分出来的。证据力是基于事实之间的关联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潜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客观的,它只有借助于人的认识才能在诉讼中发挥作用。而人们认识证据力的基本途径是研究证据的关联性。关联性是指证据同待证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有些是明确的,人们可以对它作出确定性的认识;有些则是不明确的,人们只能作出可能性的认识。事实之间的这种明确的联系就产生了确然性效力;不明确的联系就产生盖然性效力。可见,所谓确然性效力,是指事实的证据力是明确的,人们利用它可以作出确定性的判断;所谓盖然性效力是指是事实的证据力是不明确的,人们利用它只能作出可能性的判断。 
    盖然性表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证据自身的效力本是一向性的,也即只存在一种可能。但因其证据力不明确就引发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中只能有一种是真实的,其余都是虚假的。因此,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的过程体现了证据盖然性的排除,其实质是对证据力的认识由不确定性走上确定性的一个过程。排除证据的盖然性必须遵循以下三条规则:第一,必须穷尽所有可能。第二,每种可能的排除都要证据确实、充分。第三,要使最后剩下的一种可能的真实性得到确认。
    本案二被告人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辩称崔某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董某振只是过去帮助受伤的崔某,并没有另外一名男子在场。但监控录像、通话记录、被害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都证实了当时董某振与另一男子一起到过现场,后来另一男子独自离开,排除了两人作案的可能,确定了共同犯罪的主体要件。同时,监控录像也证实了另一男子拿走相机及去自动柜员机取钱,确定共同犯罪已经达到了犯罪既遂。
    在客观方面,被害人的陈述这份直接证据至关重要。被害人刘某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称在案发之日,他与被告人崔某发生完性关系后,进来两名男子,穿白色衣服的男子用被害人的相机拍下他的裸照,对他进行勒索,他说有事好商量,并同意给钱,他从包里拿出3000元钱和四张银行卡,并让被告方自己去取钱,并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然后那名穿白色衣服的男子就出去取钱了,但没有把3000元现金拿走,而是把拍了他裸照的相机带走了。后来他趁机冲出门外呼救。并辨认出被告人崔某和董某振就是敲诈勒索他的男子,监控录像中乘电梯下去的那名男子就是穿白色衣服的男子。
    证人颜某某称,听见一个男的要钱,另一个男的说没有钱,还说"别打我,打我也没有钱"。被告人是否对被害人使用了暴力,则存在盖然性,被告人有可能只是恐吓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求饶。与被害人的陈述进行对照审查,显然,被告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手段并不确定。总括以上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存在敲诈勒索的故意和客观行为,但认定被告人实施了抢劫行为则显得证据不足。从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来讲,定敲诈勒索罪更加符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和精神。
    (三)从程序上看对被告人的判决:法院能否直接改变指控的罪名,认定二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案的判决直接改变了指控罪名,认定二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那么,法院是否有权直接改变指控的罪名?以及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呢? 
    不告不理原则是调整控审关系的最基本的诉讼原理,即审判以起诉为前提,无起诉则无审判,法院对刑事案件不得"不诉即审""自诉自审"。公诉机关起诉后,随着诉讼的发展,原来的起诉事实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事实的认识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事实。但是作为原则,审判事实必须与起诉事实保持同一,不能超出起诉事实的范围,法官不得审判未经起诉的被告人和未被起诉的犯罪事实。这被称为诉审同一性原则。当今主要国家刑事诉讼理念中,对诉审同一性的理解上有两种不同观点。适用当事人主义的英美国家起诉制度中都有诉因制度,要求起诉时注明诉因,即诉讼原因。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法官在发现查明的案件事实与诉因不符时,不能径直改变罪名,而应在保障被告人防御权的前提下,由起诉方对诉因加以变更或修改。适用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法院在法律适用(包括罪名确定)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查与裁判只能在起诉书列明的行为与人员范围内,在此范围内,法院在刑法适用上不受起诉的约束。但若法院确定的罪名重于指控罪名,法院应延期审理,以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法院能否直接改变指控罪名未置可否,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可见,我国对指控罪名的直接更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行诉讼法律的,也是符合诉审同一性原则的。
    但法院直接改变指控罪名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破坏了控辩审的角色及功能定位。法院直接改变控诉方的指控罪名,是法院在没有对该罪名指控的情况下的自诉自审,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侵犯了公诉机关的控诉权,破坏了控辩审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划分;第二,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辩护方是就控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收集证据和准备辩护的,而法院直接改变指控罪名,无疑使辩方没有了相应的罪名辩护权,必然会侵害被告人的利益。
    能否直接改变指控罪名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第二是打击犯罪的力度;第三是诉讼效率。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法律应允许法院以审判事实为基础,径行适用新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定罪。但在注重诉讼经济的同时也应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如果直接变更罪名对被告人的防御权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应给予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机会和必要的准备时间。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变更罪名。
    由此,我们可以把涉及罪名变更的审判实践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改变罪名而不需任何程序。这主要是指罪名的变更既不超出起诉的指控范围,也不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第二,人民法院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改变罪名。由于对事实的认识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罪名变更,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变更、追加起诉这道程序。在不同的法律适用而导致罪名变更的情况下,如果对辩护权的行使有实质性不利影响,则须经过告知及异议程序。